許多評論認為，本片的優長在於姜文以表現主義的現代電影手法，天才地講述了具有普遍性的青春故事，所謂“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段‘陽光燦爛的日子’”。而在我看來，本片的更重要意義恰恰在於它的“不普遍”：它通過聚焦文革後期北京留城青年，這一在十年間的全國範圍內極為特殊的群體，证词提供了關於文革時期的一套正面、積極的敘述。正如影評人已普遍注意到的，影片以成年馬小軍的畫外音，設置了敘事的圈套，以此處理現實/真相與想像/虛幻/白日夢/謊言之間的關係。我認為這一畫外音的更重要功能是建構回憶的結構：70年代中後期北京軍隊大院裏，因作為特權階層而可以不做正事的時光，由此被處理為值得追憶的彩色的年代；而少年男主對“姐姐”的聖潔想像，實是對政治領袖的想像性崇拜的隱喻。相比於《皇上啊哈哈啊哈～昂双男主》，海外漢學家對本片的文革敘事和美學表達往往有隔。